继父上门，养我们三兄妹10多年，妈妈去世他被逼走，我和俩哥闹翻

雨水顺着脸颊流淌，我追出十里路，手里紧攥着继父临别塞给我的存折，嘴里喊着：＂爸，你回来啊，这钱是你的血汗钱啊！＂初秋的风裹着细雨，打湿了我单薄的衣衫，可我顾不得这些，只想追上那个熟悉的背影。

一九八五年春天，张明山走进我们家门。那年我十岁，大哥十四，二哥十二，正是懵懂的年纪。

母亲是县纺织厂的挡车工，自打父亲患肺病去世后，一人拉扯我们三个，腰都直不起来了。厂里的大喇叭常常表扬她是＂先进工作者＂，可回到家，她却常常掩着嘴咳嗽，额头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家住在厂子分配的筒子楼里，两间小屋，夏天像蒸笼，冬天透着寒气。隔壁王大婶总说：＂林家这仨孩子，可怜见的，没了爹，跟着个弱女人，日子咋过啊。＂

张明山是修理车间的技术工人，个子不高，脸晒得黝黑，两手磨出厚茧。他是厂里有名的＂万能工＂，缝纫机坏了找他，自行车链条断了也找他。

我至今记得他第一次上门的情景。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用清水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两个纸袋，站在我们家门口，显得局促不安。

＂这是给孩子们买的点心。＂他从纸袋里拿出三包大白兔奶糖，小心翼翼地递给我们。

我接过糖果就躲进了屋，糖纸拆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脆。大哥二哥更是板着脸，一声不吭，像两尊小泥塑，倔强地站在那里。

＂明山，孩子们还小，不懂事。＂母亲搓着早已粗糙的双手，不好意思地笑着。

＂没事，慢慢来。＂继父的声音低沉温和，像山里的清泉，缓缓流进我的心田。

那时候，我们管他叫＂叔叔＂。他也不强求，只是默默做自己的事。

母亲和他结婚那天很简单，没有酒席，只在家里摆了四菜一汤，请了几位要好的同事。婚礼上，继父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从今往后，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心尽力照顾好你们。＂

大哥听完转身就走，二哥也撇了撇嘴，只有我，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张明山像是个无声的影子，悄悄融入我们的生活。修好院子里漏雨的棚子，给破旧的自行车换了新链条，把我们的书包缝缝补补。他做得很细，针脚密而匀，后来我才知道，他曾在生产队缝过军被。

饭桌上，他总是先给母亲和我们夹菜，自己吃得很少。母亲心疼他：＂明山，你也多吃点，干活累。＂他就笑笑：＂习惯了，当兵那会儿就这样。＂

半夜里，常常听见他蹑手蹑脚地起床，给烧得半热不热的水炉子添煤。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没有暖气的筒子楼里，小煤炉是唯一的热源。

一九八六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突发高烧，额头烫得像个小火炉。夜里，温度骤降，院子里结了薄冰。母亲值夜班不在家，继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得上医院！＂

他把家里唯一一件棉大衣裹在我身上，又找来围巾，把我裹得像个粽子。背起我就往县医务室跑，自行车骑到半路，前轮打滑摔了一跤，他的膝盖磕破了，渗出血来，却不吭一声。

＂骑不成了，我背你走。＂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坚定。

三十里夜路，没有路灯，只有昏黄的月色洒在起伏的山路上。他的背温热而结实，走得很稳，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叔叔，你的手冻红了，疼不疼？＂我有气无力地问，看着他因寒冷而开裂的双手。

＂不疼，咱老张皮糙肉厚，当年打坝时，手上全是茧，比这狠的都经历过。＂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再是陌生人。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汗味和机油味，混合着冬日的寒气，却让人感到踏实。回家后，我第一次叫他＂爸＂。

母亲在灶台前愣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继父蹲下身，笔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闺女，爸爸会对你好一辈子。＂

那个年代的承诺，朴素得没有任何修饰，却比任何山盟海誓都要沉甸甸。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继父的工资不高，每月四十多块钱，他总是让母亲保管。每到月初，厂里发工资那天，他就把钱袋完完整整地交给母亲：＂钱不多，你看着花。＂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物价还不算高，但养活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不轻松。我上小学，大哥二哥上初中，学费、书本费加起来是笔不小的开支。继父从不吸烟喝酒，厂里发福利煤，他一袋袋背回家，省下买煤的钱；年底分猪肉，他专挑好的部位留给我们，自己总说不爱吃肉。

＂明山比你们亲爹还亲。＂邻居李大娘感叹道。

时光如流水，继父的日子过得踏实勤恳。早出晚归，从不叫苦。母亲的咳嗽时断时续，他熬中药的身影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

家里唯一的娱乐是台黑白电视机，那是继父用了半年的奖金买的。每到晚上八点，《新闻联播》一开始，他就坐得笔直，认真听每一条新闻，尤其关注改革开放的消息。＂国家越来越好了，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他常这样说。

八五年那会儿，大院里只有我们家和隔壁张主任家有电视。每到放《霍元甲》和《上海滩》的晚上，院子里的小板凳摆得满满当当，大人孩子挤作一团。继父从不嫌吵，还特意搬来自己做的木凳，让邻居们坐得舒服些。

＂明山，你图啥呢？带着三个不是亲生的孩子。＂邻居王大妈有次问他。

继父正在修水龙头，头也不抬：＂孩子就是孩子，哪有亲不亲的。再说了，我老张一辈子打光棍，现在有个家，值了。＂

＂啧啧，你这人心眼实在，阎王爷那本账上得记你一功。＂王大妈笑着说。

继父不善言辞，只会憨厚地笑。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承诺。大哥初中毕业想辍学，他硬是苦口婆心劝了一个月，甚至找了厂里的老师上门家访；二哥爱踢球，把裤子磨破了，他半夜借着煤油灯，一针一线缝补；我上初中时，他怕我没钱坐公交车，硬是跟厂里请了半天假，推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带我认路，来回十多里地，直到我能自己坐车上学为止。

一九九五年冬，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县城。母亲病情加重，县医院确诊为肺结核。继父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那段日子，他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眼睛里布满红血丝。

医院的走廊又长又冷，消毒水的味道刺鼻。我正在读高二，每天放学赶去医院，常看见他握着母亲的手，轻声说着家常。

＂孩子们学习都好着呢，你安心养病。大赵和厂长说了，等你好了，让你去办公室，不用再去车间受累了。＂继父轻声安慰着母亲。

有一次，我带着热水瓶去打开水，回来时听见母亲和继父说话。

＂明山，这些年苦了你了。＂母亲的声音虚弱。

＂说啥呢，你养大三个孩子，才是真不容易。＂继父轻轻拍着母亲的背。

＂闺女，明山对咱们好，你哥俩脾气倔，你多劝劝。＂母亲拉着我的手叮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我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成年人世界的沉重。母亲的病，钱的事，哥哥们的学业，还有那个默默付出的继父。

母亲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般。那天，纺织厂的小喇叭没有放歌，而是播报了她的讣告——＂我厂优秀女工林桂兰同志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继父一夜白了头。他站在母亲的遗像前，像棵被暴风雨打弯的老树，却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

＂爸，你哭出来吧。＂我轻声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低声回答，声音嘶哑得不像话。

母亲走后，一切都变了。大伯二伯不知从哪听说纺织厂给母亲有工伤补偿款，老家的宅子也值钱了。他们三天两头上门，说张明山是＂外姓人＂，霸占着我们的家产。

＂家产？我张明山两手空空来，还能贪你们啥？＂继父苦笑，＂补偿款是给孩子们上学用的，老宅子也是留给他们的。＂

＂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现在桂兰走了，这房子这钱，可不就归孩子们？＂大伯捋着胡子，眼神闪烁。

＂是啊，你一外人，凭啥做主？＂二伯也帮腔道。

继父不善争辩，只是摇头：＂孩子们还小，我得照顾他们到成年。＂

可大哥二哥竟然被说动了，尤其大哥，中专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街道修车铺打工，心里本就不痛快。那些年，下岗潮刚开始，工作不好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我都二十多的人了，用得着你来教我做事？＂大哥顶嘴道，语气冰冷得像刀子。

二哥也变了，整天和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混在一起，回家就跟继父对着干。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继父依旧起早贪黑，维持着这个家的运转。他织毛衣的手艺是跟老家一个大娘学的，给我织了件红色毛衣，针脚细密，暖和极了。

＂你穿这个，上学路上不冷。＂他递给我毛衣时，眼睛里满是慈爱。

＂爸，谢谢你。＂我接过毛衣，心里一阵酸楚。

那个冬天特别冷。大哥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常常对继父横眉冷对；二哥更是直接，三天两头不回家，和狐朋狗友厮混。继父从不回嘴，只是默默地把饭菜热着，等他们回来。

＂爸，你别惯着他们。＂我心疼地说。

＂他们还小，不懂事。＂继父摸摸我的头，笑容里带着无奈。

＂他们都二十多了，哪里小了？＂我不服气。

＂在爸心里，你们永远都是孩子。＂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本打开的书。

春节前，厂里给母亲的补偿款终于下来了，一万五千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同时，镇上来人说，老家的宅基地要拆迁，补偿三万元。

消息一出，大伯二伯更加频繁地上门，甚至带来了村里的调解员，说什么＂为了林家的血脉＂，要把钱和房子都归到大哥名下，由他们＂监管＂。

＂这钱是给孩子们上学用的，一分都不能少。＂继父难得地强硬起来。

＂你算什么？我们凭啥听你的？＂那天大哥喝了酒，对着继父大吼。跟着大伯学了一口酒，眼睛红得像兔子。

＂爸十年来对我们有多好，你们怎么能这样！＂我哭着喊道。上高三了，眼看高考在即，家里却乱成一锅粥。

＂你懂什么！他不过是贪图咱家这点东西罢了！＂二哥也跟着嚷嚷，指着继父的鼻子骂。

继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眼神里全是伤痛。那一刻，我分明看见了他眼中的泪光，在昏黄的灯下闪烁，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夜深人静，我听见他在房间里轻轻啜泣的声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割着我的心。我多想推开门安慰他，却不知从何说起。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想起了这十年来的点点滴滴：他教我骑自行车时，那双稳稳扶着车后座的手；他帮我梳头时，那股笨拙又温柔的劲儿；他给我做红烧肉时，那满屋子的香气……

第二天清晨，继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只有一个旧帆布包，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发黄的相册。

＂爸，你要去哪？＂我拦在门口，泪流满面。

＂闺女，爸爸去住工厂宿舍。等你高考完，爸再来看你。＂他揉了揉我的头，声音出奇地平静。

＂你不能走，这是你的家！＂我哭喊着。

他苦笑一下：＂家是讲血缘的地方，爸不姓林，始终是个外人。＂

临走时，他塞给我一个布包：＂这是这些年我攒的钱，存折里的钱是给你们三个上学用的。大个子上技校，二个子要是想学门手艺，也够用了。你的大学费用，一分都不会少。＂

我打开一看，竟是一沓工资条和一本存折，十年来工资几乎全存着，只留够基本生活费。五千三百二十元，一个修理工十年的积蓄，密密麻麻的数字后面，是多少个起早贪黑，多少次加班加点？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我追着继父的身影，哭喊着让他回来。他的背影在雨中慢慢模糊，就像当年他走进我们家门那样，没有太多言语。

继父租了县城边上一间破旧的平房，月租十五元，只有一张小床和一个旧柜子。我偷偷去看他，屋里简陋得可怜，墙上却挂着我们全家的合影。那张照片是五年前在县城照相馆照的，母亲还健康，我们都笑得灿烂。

他桌上放着半碗冷掉的稀饭，灶台上堆着几个脏碗，看得出，他的生活很不规律。更让我心疼的是，他枕头边放着一个旧收音机，那是母亲生前最爱听的，每晚都要听一会儿戏曲节目才能入睡。

＂爸，你回家吧，我想你了。＂我哽咽着说。

＂闺女，别哭。你要好好复习，考个好大学。＂他只是这样说，目光却不敢看我。

＂家里的钱，哥哥们管着，我一分也拿不到。＂我委屈地说。

＂没事，爸这还有一点。＂他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钱，＂你拿去买参考书。＂

我看着那几张褶皱的钱，心如刀绞。这些钱，怕是他这个月的伙食费吧。继父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离开时，他送我到巷口，叮嘱道：＂路上小心，天冷了，多穿点。＂

这句话，十年来，我不知听了多少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此刻却让我泪如雨下。

回到家，大哥二哥已经把母亲的补偿款和拆迁款分了，各自搬出去住了。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墙上的全家福被取走了，只留下一个淡淡的方形痕迹，像一道看不见的伤口。

高考那段日子，我总是梦见继父。梦里，他还在灶台前忙碌，手脚麻利地颠着锅，菜香四溢；他还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耐心地教我做数学题；他还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笑呵呵地迎接我放学回家……

醒来，枕巾湿了一大片。

考完最后一科，我顾不上和同学道别，径直奔向继父的住处。推开门，他正在洗衣服，那双粗糙的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却仍然有力。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绽开笑容：＂考完啦？感觉咋样？＂

＂挺好的，我觉得能上一本线。＂我坐在他对面，打量着这个日渐苍老的男人。

＂那敢情好，爸爸就知道你行！＂他擦了擦手，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煮鸡蛋，＂补补脑子，这段时间辛苦了。＂

我捧着温热的鸡蛋，泪水夺眶而出。十年前，我第一次考试得了全班第一，他也是这样，煮了两个鸡蛋给我庆祝。这个朴素的奖励，不曾改变。

录取通知书是在八月中旬寄到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第一时间冲到继父的住处，远远地就喊：＂爸，我考上北师大了！＂

继父愣住了，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好，好啊！闺女有出息了！＂他激动得语无伦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就知道你行！我闺女最聪明了！＂他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念叨着，像是在确认这不是梦。

＂爸，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哽咽道。

身后传来脚步声，大哥二哥低着头站在那里。半年来，我没少跟他们说继父的好，也给他们看了那本存折和工资条。看到我真的考上大学，他们终于明白了继父的良苦用心。

＂爸，对不起……＂大哥开口，声音嘶哑。

＂我们错了。＂二哥也低着头，脸上全是惭愧。

继父颤抖着嘴唇，眼里噙着泪水。那一瞬间，我知道他原谅了我的哥哥们。这是他的选择，也是母亲的遗愿。

＂回家吧，爸，我们一起回家。＂我拉着继父的手。

＂家，真的还有我的位置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像个不确定的孩子。

＂家永远都有您的位置，您就是我们的家。＂我坚定地说。

初秋的阳光洒在四个人身上，照亮了我们曾经破碎又重新愈合的家。岁月可以带走很多东西，但带不走那些刻骨铭心的爱。

后来，我在大学里学会了写作，常常写信给继父，告诉他北京的见闻。他不识几个字，却把每一封信都小心地收藏在一个铁皮盒子里。

再后来，我毕业留在了北京工作，每年春节都回家探望。继父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却依然每天早起，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早餐。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雨中追赶的下午，想起那个朴实无华的承诺：＂闺女，爸爸会对你好一辈子。＂

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爱不需要血缘，更不需要刻意表达。它就像阳光、空气和水，无声地滋养着生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他，我的继父，用平凡的一生，诠释了父爱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