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仅存三座半！什么建筑如此珍贵？

1924年7月，鲁迅去了一趟西安。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足西北。此前一年，他全力编修《中国小说史略》，其间兄弟失和、搬家买房，又赶上肺病复发，可谓身心俱疲，手头拮据。恰巧西北大学开办了“暑期学校”，延请一批名师前来讲学，于是欣然应约，权作遣兴。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在吸引着他动身。他欲写一部小说《杨贵妃》，酝酿了两三年，对相应的人物性格、时代背景以及历史细节都做了详细研究，思路几近成形。此行正好顺便实地考察，也许可以增添更多真切的体会。

然而事与愿违。西安廿日，不仅没能助长灵感，反而掐灭了创作的念头。直到许多年后，鲁迅还在寄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对于这份失望和破灭，学生孙伏园是最理解的：他陪着鲁迅去的西安，一路所睹“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只有山水，恐怕不改旧观”。

那个绚烂一时的长安早就不在了，大唐命数尚未彻底尽绝之际，诗人韦庄便写下过“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的哀叹，更不用说物换星移的一千多年以后。何止长安，除去一些砖塔、石刻与陵冢，有唐一代所创造的营造奇迹皆已难觅踪迹。“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的壮景唯有在文献与图画的描绘里窥见一斑，或者到昔日师法中华的日本才能找寻几分相似的恢宏。

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关野贞有过一个斩钉截铁的断语：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奈良。

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东大殿殿内

开元寺内的钟楼（右）和须弥塔

如今，这座钟楼还是被视作“半个”唐代遗构。所谓“半个”，可以理解为其中未经改动的原状部分，亦可以理解为在进一步取得明确线索之前的“暂时结论”。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所言：“不能说它不是唐代（木构建筑），但又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它就是唐代（木构建筑）。”1979年，他陪同导师莫宗江回去看过钟楼，依然认为其“唐味十足”。

“唐味”来自形制和细部上的种种特征，通常这是一种直观的断代方法。王贵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唐代木构在梁架、铺作、阑额、材分等诸多方面都与后世建筑有着明显区别，即使是相隔不算久远的年代之间也存在些许差异：“一般来说，判断唐、宋、辽、金的建筑时，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营造法式》。”

专业范围内，这种鉴别涉及方方面面，相当细碎、周密。但如果仅作简单理解，斗拱和屋顶可以算作两个显而易见的维度。对唐代木构而言，就像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大殿的感受一样，“斗拱雄大，屋顶缓和，广檐翼出”即最为鲜明的风格。

风格的形成首先源于技术和结构的需要。斗拱作为唐构中重要的承重部件，足够的粗壮才能保证建筑坚实稳定，而且其高度在比例上可达柱高的一半。为了保护突出的斗拱免遭风雨浸蚀，屋顶的出檐相应也就更大。至于举折平缓，一方面受做法之限，另一方面方便挂瓦。随着营造技术的进步和结构的改良，这些特点在唐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就比如斗拱越来越小，到明清时只有柱高的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几乎只是装饰而已。

广仁王庙

因此，南禅寺固然在等级上无法与佛光寺相提并论，但一样体现着中晚唐时期佛殿营造规制的细巧和成熟。

然而岁月太长，躲过了会昌法难的大殿，终究挨不住沧桑。到20世纪60年代时，它已经破败不堪，梁架倾斜、椽檩糟朽、瓦件残损、砖券坍塌。于是1974年，在祁英涛的主持设计下，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全面整修。只是这次势在必行的抢救，却成了日后的一道反思题目。

南禅寺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补葺，许多地方掺杂了后世风格。落架之际，这些改动都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做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包括：将门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顶的鸱吻、悬鱼、博风板参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国及宋代《营造法式》重做，脊槫与平梁之间宋代添配的驼峰、瓜柱、座斗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画被去掉。同时，清代的两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台明、月台、散水旧基则得到恢复。

完工后的南禅寺大殿唐风重振，但某种意义上，如此一来也有些类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经典问号：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换，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吗？尤其在“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理念愈发强化后，这更加成为讨论的焦点所在。祁英涛后来都说过：“虽然我们也费了许多时间，但结果是不理想的。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办法。”

不过，在王贵祥看来，五十年前的落架没有改变南禅寺大殿的结构，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错误：“现在不见得完全肯定这么修一定是对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大问题的。”事实上，就连主张“整旧如旧”的梁思成，亦曾以开元寺钟楼为例，提出过可以参照下檐斗拱、檐部结构与一些壁画、实物，恢复一个唐代样式的屋顶。“修复理念是可以变化的，不能因为理念变了就否认前人的工作。就像牛顿三大定律，你说它错了吗？没有，我们还在用。只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会表现得不适用而已。”王小龙也认为，当时的选择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中仍不啻为合理的决定。

广仁王庙木质斗拱结构

借助碳-14技术，许多最初的判断得以进一步验证或者校正。“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画，白色颜料在氧化后变成黑色，梁先生认为其与敦煌壁画的状态相像，认为其为唐代所作。通过碳-14分析，我们发现拱眼壁泥层里的草秸确实是唐代的，作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显示的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王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大殿外槽南尽间的法师像，曾被梁思成认为是愿诚和尚，但经过碳-14检验，塑像泥胎里的草秸实则为明代之物。根据碑刻文献记载，明代有一位本随和尚募化布施，对衰败的大殿和文殊殿进行了修葺，并新添了296尊罗汉塑像及245尊罗汉绘像。所以这尊法师像应该是为纪念本随而塑。”

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佛光寺的研究一直使用着梁、林当年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测绘工作重新进行，特别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维扫描和全站仪，将原本厘米级的数据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进而也对诸如大殿用料等级、建筑比例关系等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判定。2019年，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又联合实施了一次全面的数字化调查，通过大量影像和数据算法处理，构建出了细节清晰的三维色彩模型，成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续全面呈现的翔实档案。在采集过程中，东大殿南次间弥勒像木构像座内部的横枋上还首次发现了一处墨书题记，字样为“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

南禅寺木质斗拱结构

又比如，2015年，广仁王庙的环境整治开始推动实施。庙前及周边被改造为全新的空间，既还庙于民，让昔日的乡村精神中心重回公共生活，也创建出了一座露天的小型古建博物馆。操刀设计的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建筑师王辉曾表示：只有让日常连续不断地介入，古庙对村民来说才是灵魂性的存在，也才是真正地维护原真性；而一座国宝的可持续生存，不是一个偏僻的乡村能够孤立支持的，所以还需要特殊的文物表现方式，带动旅游业予以拄撑。

回应日本学者的论断，这是梁思成当年寻找唐构的直接动因，却并非本质缘由：“他的核心是为了以实物考证把中国建筑历史搭建起来。正因为有了梁思成，有了刘敦桢、有了傅熹年等这么一批人，中国建筑史才在世界建筑史中有了一席之地。”而如今，直接的动因已成往事，本质的缘由其实依然未尽，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王贵祥认为，对于唐构乃至整个传统建筑研究，应该朝着更深入、更细致、更广阔的方向继续掘进——“再过一百年，中国建筑史也还得要有人做下去。它里面包含着经济史、技术史、艺术史、文化史等，总会有没弄明白的东西，总会有新的发现。”